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家系列讲座--关于明天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家系列讲座
时间:2007年4月28日下午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信息中心
演讲人:孙原/彭禹(艺术家)
讲题:关于明天
主持人:费大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馆长)
秦思源(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览部主任,副馆长)

主持人(费大为):欢迎大家。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信息中心是一个和大家接触、活动的场所,这里会经常请一些现在很活跃的艺术家举办艺术讲座。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非常活跃的艺术家孙原和彭禹,他们在90年代后半期浮出水面,早期的作品非常惊世骇俗,比如用尸体完成作品。在这之后,从97年到现在已经一晃十年过去了,这十年中,有很多新艺术家出现,也有很多艺术家慢慢消失,像孙原、彭禹这样的艺术家,在这十年中不断做新的作品,寻找新的思路。他们的探索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看一下,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他们有什么样的思路、做了哪些作品,他们是怎么考虑的。让我们欢迎他们。

孙原:感谢尤伦斯基金会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跟大家共同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我们把我们的作品整理了一下,在这里集中给大家介绍。

我们先从比较近期的作品开始,然后再慢慢讲到前面的一些作品。这次的讲题目《关于明天》,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探讨一些艺术的各种可能性问题,还有就是《明天》也是我们近期的一个作品的题目,我们就从这个作品开始讲,然后讲到其他一些内容。

(作品的背景)。这个作品是参加2006年利物浦双年展的一个计划,这个展览的策展人是顾振清。去年6月我们去利物浦看的场地,场地旁边就是“甲壳虫”博物馆,“甲壳虫”乐队是在利物浦的一个著名乐队,在六七十年代比较活跃,在西方影响力比较大。场地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水面,当年“甲壳虫”乐队曾经在这个湖面上有过一次很著名的演出,是他们发迹的一个演唱会,从这里他们走向欧洲、走向世界。
我们的企划是做四个仿真人像,是4个七八十岁的老年西方人,他们的着装分为几个不同的阶层,全都是白头发的,他们有上层的贵族、中上层的中产,还有普通白领、流浪汉,定位为四个身份不同的老头儿,他们的姿势都是面朝下浮在水面上,像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一样。

彭禹:下面的照片是在湖边安装作品,左侧的是其中一个雕塑,右边是安装的人。策划人在报计划的时候,说过和甲壳虫乐队的关系,我们当然不必否认,因为我们挑选的场地正是当年甲克虫乐队首次成功演出的湖面。但是我们说只是四个已经死了的欧洲老年人。在后期,对于利物浦双年展的策划人来说,是不是“甲壳虫”乐队不是十分的重要,如果有这样的指向当然他们更觉得有意思。但是他们的政府、警察局十分的较真,甲壳虫乐队是他们文化的骄傲。湖面的岸上就是“甲壳虫”乐队博物馆在一楼,还有泰特博物馆在二楼,“甲壳虫”乐队以前演出的时候就是在水面上搭建的一个很大的演出台,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湖面。所以他们一直在问我们这四个人到底是谁的时候?我们无奈的说:这四个人不是“甲壳虫”乐队。所以后来发生了好多故事。图是在水面上漂浮的四个“人”。

孙原:开始的时候,双年展的主席对作品很支持,因为这是在公共环境里的作品,需要有很多非常复杂的申报,申报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疑问,对这四个人的身份有问题,因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这四个人的身份让他们联想起他们的民族英雄,他们就问我们,这四个人的身份到底是谁?我们说我们没有确定具体的身份,只是西方人,年龄也不能完全认定是“甲壳虫”乐队,因为“甲壳虫”乐队的年龄是60—70岁,我们的作品年龄更大一些,而且“甲壳虫”乐队有两个人已经去世,有两个人还健在。所以我可以有理由说,这也不是“甲壳虫”乐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开始申报,最后比较顺利地通过了。我们大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制作完成,作品运到利物浦的时候,我们一下飞机,主席跟我们说,作品不能展出了,因为他们还是怀疑这个作品像“甲壳虫”乐队。我们说,如果是像“甲壳虫”乐队,我们要拿出来鉴定一下,看到底是像还是不像。后来我们把作品的照片给双年展的主席、副主席,他们和警察局、和利物浦的港务局开会研究这四个人的相貌问题,最后觉得还不是很像,还可以展出。

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因为前面有这些问题出现,其实我们的原形是照着“甲壳虫”乐队做的,包括身高、身材,后来我们做了一些改变,改成带有其他人特征的作品。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工作,因为是在他们的公共水域里做的,完全不能由我们自己安装,得由他们的港务局派专人在水下安装一些固定的点,防止由于刮风或浪,这个作品会漂走。

在这个作品最后快要安装好的时候,他们的主席又通知我们说,这个作品可能又不能展出了,因为他们还是觉得有些问题,我说“是什么问题?”他们说,在英国,有些问题不能得到解释。但我们已经开始安装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停。因为主席也告诉我们,在英国是这样的,如果负责安装作品的港务局他们没有得到警察局的正式通知之前,他所做的一切安装工作都是合法的,只有他得到了警察局的正式通知的时候,这个工作才能停止。所以我们在安装的过程中,目前为止还都是合法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继续展出这个作品。大约在作品安装结束三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港务局得到了警察局的通知,说这个作品现在已经由合法转变成不合法的了,然后港务局就把这个作品撤掉了。所以,这个作品在利物浦“甲壳虫”乐队博物馆面前的湖面上一共存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

事情结束以后,主席对我们说,非常抱歉。因为一开始的他们双年展一方同意这个计划,我们才开始做。中间他们的警察局也同意了,但后来警察局可以随意改变主意,所以双年展这方没有办法控制,他们感到很遗憾,后来他们也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展示。后来我说,我是可以有其他方式,能否提供我们一辆卡车。

因为当时我们参加这个展览前提是:我们的作品是在湖面上,沈少民的作品在街道上,我们被警察局禁止以后,等于就没有展出的场地了,实际上就是没有地方展出的,最后只能租了一辆卡车在街上乱转。

一会儿我们可以放作品的录像,是作品的后一部分,也就是它后来发生的变化,在利物浦的街道上,在市中心,这辆车一直在转。

彭禹:利物浦双年展有一个特点,每年的主展场是在泰特美术馆,但是场地非常小,只有差不多1000平米的空间,高度只有4米左右。所以利物浦双年展平时举办展览的一个特色就是大部分艺术家在利物浦这个城市里的公共环境里做作品,公众一边看作品,一边参观了利物浦这个城市,这是他们的双年展的一贯特色。整个双年展也有一半的艺术家在公共环境里做作品。

在利物浦这个城市,每届双年展,政府警察局都和展览的主席打得一塌糊涂,因为警察局恨这个双年展,每次都会给警察局引来治安等各种麻烦,所以他们不是很合作。
(见照片)照片是制作的过程。
下面播放作品DVD,《明天》,我们租的卡车开在街上,我们请的卡车司机接这个活儿特别兴奋。我们走最后的时候,经常有警察跟着我们,拒绝我们在某些地方停留,比如在“甲壳虫”美术馆门口,警察就会拒绝我们从那里过,我说我们走吧,我们的卡车司机就说,为什么呀?我们应该让他们被抓起来,我明天就去报社,要不要记者?她很高兴,她第一次受到这么多瞩目。我们也发现一个比较有时代感觉的现象,所有的人都是从兜里掏出手机来拍照。我们的卡车司机也成了我们作品的讲解员,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告诉她我们这个作品是怎么回事,但是她每次给别人讲都能讲十几分钟。

孙原:这个作品在马路上巡回的过程中,一直有警车在我们周围,他们不太愿意,不希望我们这样。警察来了,第一件事是让我们关掉摄像机和照相机,不让拍照。他没有说不支持我们,只说他的老板不高兴。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没收我们的东西,不能扣我们的卡车,只是希望我们走,但是我们也没有违章停车,所以他们最后没有任何办法,就一直在我们周围流动,伺机找我们违章或违法的情景,所以我们停车或走的时候非常小心,有一个环节没掌握好,他就抓到理由,立刻会把车扣下,制止你,甚至把你拘留。
彭禹:作品从合法到不合法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最好的理由是“我们的警察局长不喜欢”。

《I am here》是我们在莫斯科双年展的一个独立计划,策划人是个美国人,我们的作品是在展场一进门的地方。
(见照片)墙的另外一面是展场的大门口,他一进门口的时候,会看到一面墙上有一个很小的洞,洞里漏了一只眼睛。

(展示作品)《UFO》是05年威尼斯中国馆的作品,策划人是蔡国强。在中国安徽有一个农民自己做飞碟,他自己研究飞碟,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设计,在我找到他的时间,他已经研究了六年时间,在这期间他已经做了三代飞碟,他希望这个飞碟能够飞出去,所以他做这个飞碟的时候从来不会考虑能不能从公路运输,他的飞碟的尺寸是任何公路都走不了的。他的计划是当他们实验成功以后,就从这个院子里飞出去。

孙原: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象这个东西要研制成功的话,他们想去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如果到威尼斯也可以,就是多加几次油而已。他们村里的公路只有三米宽,而他们的飞碟有6米。

彭禹:这是给我们做威尼斯的飞碟的过程。(展示作品)

孙原:这个飞碟是他们研究的第三代,研制的过程从2005年年初开始,6月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在运到威尼斯之前还没有试飞过。也就是说,在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开幕式上进行他们的第一次试飞。

彭禹:我们的计划也是让这个农民的第三代飞碟在中国馆试飞。(见照片)这是中国馆的场地,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也是在这个场地。(见照片)这是当时在场地里试飞的照片。

这个农民叫杜文达,我认为他的很多想法像一个外星人,当我这么称呼他的时候,他有点生气,我说“你为什么生气?这是一个挺好的称呼。”他说,他们全村、甚至全省的人都叫他外星人。

这是在威尼斯安装现场,实际上有一少半的工作是在威尼斯完成的。像试飞时候的架子和安装,全部是捡的威尼斯当地扔的废料,他们等于是在威尼斯组装了一个飞碟,然后试飞。

这是在试飞没有成功的时候,观众很好奇地问出现的什么问题,蔡国强在给他们做讲解。

这是他们工作的院子,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工作的场地的院子的大小和感觉。实际上和威尼斯展览的场地基本很相似,只是威尼斯干净一点而已。他们的院子很漂亮。

这是威尼斯中国馆里场地的情况,在房间里有三排巨大的邮箱,这个展览有两个艺术家也在这个空间里做作品。这是中国馆的房子,还有我们试飞的院子,其实中国馆就是一个房间的空间加上一个院子,作为中国馆的场地。

孙原:播放作品《UFO》。最后试飞的结果是没飞起来,它的主要动力是在铝罩子有两个螺旋桨,外面的螺旋桨很大作用是起平衡作用,不主要靠它来提供升力。没有飞起来的原因是它的发动机提供强大动力以后,有一些零件很快过热,造成故障,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彭禹:我问过杜文达,如果外面这个大的螺旋桨不转,你为什么要安装它?他说这个东西不是为了飞翔,而是为了降落的。

提问:实际上他从来没有飞起来过吧?

孙原:他的第一代、第二代飞碟都是失败的,从来没有飞起来。民间传说他曾经飞起来过,有人说飞了20米高、有人说飞了1米高,有人说飞了十几米高,具体的飞行没有一张能够作为记录的照片,我们根据比较科学的认定,实际是从来没有飞起来过。在威尼斯试飞的第三代飞碟,我认为是比较理想的设计,因为他还在设计中考虑了如何降落,而在第一代、第二代飞碟中只考虑了如何飞起来,没有考虑如何降落。

彭禹:第一代、第二代飞碟如果飞起来的话,肯定会造成非常大的人员伤害。但是无论从技术上让我们觉得是多么的可笑,飞翔对于他来说是多么的不可能,他依然给人一种巨大的感染力。

其实我在找到这些农民之前,很多记者都采访过,包括凤凰卫视,基本上亚洲非常重要的电视台都找他们采访过,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告诉我,他飞过两米。凤凰卫视的人告诉我,可能是20公分左右。我开始就怀疑了,一切都没有证据,但是他需要完成飞起来的任务么?别忘了,达芬奇也没飞起来。


《安全岛》是03年的作品,是在南京做的,其实我们用了很多特殊的材料,实施的非常得心应手的还是在国内,因为找各种材料都非常方便。实际上在国外做展览,无论是参加双年展还是什么展览,大量的工作是在和政府打交道,在和他们的机构讨论,包括参加老费的展览,也是要不断地磨合,去讨论实施到什么程度。

(见照片)这是在南京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的周边也有点像798一样,住了很多做当代艺术的艺术家,这是他们认为最具有实验意义的空间。这是一个群展,里面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和分割的空间,我们的计划是在这个空间的四周,在墙壁的周围做一全铁笼子,在铁笼子的两个方向做两个门,放一只老虎在通道里,老虎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到一个新的地方会一直走,不停,所以在整个展览的时间里他就一直沿着这个笼子在转圈。如果老虎都到一面,我们就关掉这一面的门,观众必须等老虎过去以后才能从这个门通过,或者从另外一个门走。老虎到另外一边,那里的门就关掉了。所以整个展览,无论任何人的出入,都是由老虎的行动时间来决定的。在每个角有两个保安。播放作品《安全岛》,保安打的红色标志是交通灯的标志,老虎走到这个角的时候,保安需要打一个标志,告诉别人这边的门要关上,人要走另外一个门,老虎在一侧的时候,观众可以走另一侧的门。


作品《犬勿进》。
孙原:这个作品用了八条斗犬,斗犬是美国从1850年开始培育成功的一种专门用来打斗、掐架的狗,在培育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最后失败的品种就是我们日常能见到的一些观赏犬,有些就是培育失败的一个品种,虽然有的性格比较暴烈,见到其他狗容易打架、互相撕咬,但是体能不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体能就会耗尽。斗犬的培育不但需要性格非常好斗,而且肌肉要很发达,爆发力很强,同时体能要非常好,坚持的时间很长。全身痛感神经非常少,所以在打斗的过程中他们一般是撕杀到死为止。在国外一般用这种斗犬从事博彩业,在美国比较多。我们找到的斗犬是在河南犬业基地,品种是从美国进口的,大概每只狗的价格在五六十万左右。我们一共租用了十只,有两只是备用,八只参加这个展览。一会儿可以看一下这个作品的录像。
播放作品《斗狗》,这是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览现场。

孙原: 刚才介绍了这个品种的斗狗的特点,在作品里,我们设计了跑步机,把狗固定在机器上,狗见了面以后就开始跑,因为在平时的比赛里它们见面就打,如果咬住对方以后,人是分不开的,必须用撬板把它们的牙撬开以后才能分开。通常它们的比赛时间是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狗的体力非常好,它们能一直打到有一方退出比赛,或者是有一方被咬死,或者是累死。把狗放到跑步机上以后,它们能持续跑上两个小时,但我们在展览中只是十分钟一次,让它们有休息。开始把它们放到跑步机上的时候,两个跑步机之间有个隔板,他们在没有见到面的时候还是正常的、比较理智的状态,隔板一旦升起来以后,它们互相见了面,就开始朝着对方冲,跑步机就转起来了,我们相当于把这种撕杀、搏击的方式变成了体育式的方式,你在赛道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跑道,各自跑,互相比一下就行了,不用真的打得你死我活,对它们来说,这是一个竞技运动的改良。
我们的跑步机也有很大的实际作用,训练狗的基地自从有了跑步机的经验以后,他们从我们这儿买了四台跑步机,并且自己制造了不少,为了训练狗的腿部的肌肉。

孙原:作品《争霸》,用的是国家散打队的运动员,这三个运动员都是级别比较高的、国家级的运动员。他们分别是80公斤、75公斤和75公斤级,这是三个不同公斤级的运动员在同一个场地比赛。我们当时跟队里的主教练一起谈了一下规则,我们制定的规则是:这三个运动员,因为体重不一样,所以是一种不平等的搏击。在场上,运动员之间可以自由组合,他可以根据形势,两个人可以击打一个人,在一个人身上身份。也可以两个强的打一个弱的,也可以是两个弱的打一个强的,或者是最强的联合最弱的把中间的干掉。总之,取得最后胜利的人一定是得分最高的,在打斗过程中,无论他自己的实力是强还是弱,他一定要捞取最多的利益才能获胜。这个比赛和实际比赛的规则和时间都是一样的,五局,每局三分钟。最后以得点多少获胜。其他的规则和散打比赛一样,不能击打背部,倒地得一分,击打有效部位得分。

彭禹:就是重新制定了一个散打规则,这个规则比较细,对于他们的主教练来说,他们担心一个问题,因为这些运动员在散打界都很有名,如果大家喜欢看电视节目《散打王》,可能会认识其中一些人,我们的场裁就是“王中王”了。他们认为,如果这样改变比赛的规则,如果这个活动公开,很有可能使散打界的格斗方式发生一个改变,也有可能改变散打的历史。实际上我更渴望后半部分的东西,如果我们的一个想法或一个作品,影响到了散打界的比赛规则发生变化,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整个过程和《散打王》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间也有小姐在走台,看起来完全像一个很商业模式的比赛。

孙原: 播放作品《争霸》。比赛的结果是穿黑衣服的75公斤级运动员获胜,在前三局当中,70公斤级的运动员退出了,因为他受到了重击,不能站起来了,所以退出比赛。最后一个半回合等于是80公斤级和75公斤级两个运动员在比赛。在前三个回合里,两个小级别的运动员消耗了很多大级别运动员的体力,最后大级别运动员的体力上没有什么优势,在最后的回合里被击倒了一次。

(展示作品)作品《不可能完全得到》,这是在陕西省美术馆做的一个作品,这个美术馆的场馆比较有意思,整个建筑按照西方很有名的一个美术馆建筑,但是电力所有的设施都不是一合当代美术馆的建筑。在这样一个现代建筑里,他们展的是国画。我们去这个展览的时候,是他们到现在做的唯一一次和当代艺术有关的展览。这是一个群展,我们用的是中间最主要的大厅,有点像一个斗牛场,有四层高。我们的计划是在整个空间里放一场雾,最上层放空调的地方有一层冷空气,我们控制空气的温度,当你最到最高层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片云海,但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找到路。因为我们放的烟雾能见度只有一米。所以很多人找不到去楼上的路,很多观众在进这个展览一半的时候就消失在这个雾里,找到出口就出去了,所以这个展览,不是所有来看展览的人都看到了展览的全部,就算你全部看到这个展览,难道你就完全的得到了么?播放作品《不可能完全得到》,
孙原:雾用的是舞台上的一种烟雾,是白色无毒的,不是干冰。在做这个作品之前,我们找到制作烟雾的公司,为了了解这种烟雾对人体有没有害处,我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把烟雾放到能见度只有30公分,我和彭禹和公司经理在屋里坐了一个小时,出来以后没有发现身体有任何异常,才开始实施作品。在现场的能见度是一米左右。

彭禹:说起我们在实施作品的时候,很多搞艺术的人和策划人,包括美术馆的认为,都会顾虑这个作品会不会引起观众的恐慌。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但实际上每次观众的接受度都比业内人士更宽,我们总是小看了观众。

孙原:这是在最高一层上看的情形,一片云海,但真正能到达这一层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人都迷失在下面三层里。

播放作品《一个或所有的》,这个作品参加了法国里昂当代美术馆举行的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展,展览中文名字叫《里里外外》,策划人是费拉维。作品用的材料全是人的骨灰,我们从殡仪馆收集到大量人的骨灰,因为人在火化以后,实际上骨灰盒里装不下人所有的骨灰,或者有些人只装少量的骨灰,大部分骨灰都倒在金属的箱子里,如果是大的殡仪馆的火葬场,每天会清除大量的骨灰,我们用这种骨灰做这个作品。在国内找了一个搅拌机,把搅拌机里边装上骨灰搅拌,现场这些桩子就是用这些骨灰浇铸的。

彭禹:这是我们用骨灰材料做的第一个作品。

孙原:这个作品是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美术馆展出。

彭禹:这个展览的策划人也是费大为,高个子的是美术馆的馆长,他和费老师一起策划,画面是他在介绍作品。

孙原:这个作品也是用骨灰做的,斜靠在墙上的柱子的性质相当于粉笔,因为人的骨骼钙的成份和粉笔比较接近,疏松程度也是可以在墙上或地上书写,我们把这个粉笔放在了现场。原来我们也有想法,用它写字或做一些符号。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写,就把它斜放着。

现在播放的是作品制作过程的记录。

彭禹:其实就是在殡仪馆拍的一些材料,和我们制作这个作品的过程。中国所有的人好象都是这个结果,是中国强制性的,也是我们将来的归宿。

孙原:在火化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骨骼没有完全碳化,还有一些黑色的碳类的东西,需要再加工,然它完全变白,然后再粉碎,把其中的杂质挑选出来,其他部分可以用研磨机研碎。这是粉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粉尘非常大。最后浇铸成一个柱子。

彭禹:这是在北京做的一个作品,材料是海绵,我们在100平方米的空地上用了很多海绵,做了一个“海绵池子”,整个展厅被架起来,观众要必须要通过这个作品才能看到展览。进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有点一下子失重的感觉,像一个陷井一样。海绵很少有黑色的,这也是我们特意选的,这样看起来好象比较安全,因为黑色看起来好象面积比较大,有体积感。一进去就会发现上当了,但是很多观众愿意在这里玩,展览闭幕了他们也不走。我们经常坐在那儿,等观众玩儿够了以后再关门。在这个展览里,我们有特殊的通道,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可以走优先的通道,不通过这个海绵池子优先去看展览,但是我发现走这个池子的基本上都是策划人或艺术家。

提问:有没有鞋子掉在里面?还能找回来吗?

彭禹:有很多鞋子和袜子掉在里面,在撤展的时候才找出来。我的一个朋友就把他的结婚戒指丢在里面找不到了。

孙原:这是我们自己和一些艺术家共同策划的展览,叫《一万年》,这是我们的参展作品。展厅上有一个玻璃天窗,在上面走动的这个人是毛孩于振寰,他是中国第一个被发现的毛孩,他的基因里有返祖现象,全身毛发非常重,他脱了衣服以后像比穿着衣服穿的还多。但他非常聪明,现在也做歌手,还准备进军影视圈。当初我们做这个展览有一个要求,就是整个展览的作品使用的材料都应该是在一万年前就有的东西,有一些比较原始的材料,比如水、泥土、植物、石头,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我们选取的对象是人,但是这个人不能说是完全的现代人,因为他带有一万年或更早以前的某种基因,所以我们选择他作为我们作品的主人公。我们在和毛孩谈了我们的想法以后,他欣然接受,这相当于我们共同完成的作品。

彭禹:这个展览从下午三点钟开幕,一直到天黑为止,整个展览所有参加的艺术家都不能用当代的材料,比如照片,录象这种当代材料,这好像恰恰与现代的时髦的展览背道而驰。我们的想法,大家共同的一个认知是,如果没有这些先进的技术,没有这些条件,你还做艺术吗?如果你做的话,你做什么?那个时间我们集中讨论的是这样的话题。每个参加这个展览的艺术家都选择了很多种跟科技没有关系的材料,所以这个展览第一天到天黑就结束了,也是一个自然的开始和结束的方式。

孙原:这个展览是我们一些艺术家平时在一起交流,做的一种尝试,有些作品可能很有意思,但也是一种尝试,包括展览的策划。当时展览开幕以后,有人认为这个命题是一个假命题,我对这种提法不以为然,因为我不知道世界上什么命题是真命题。

彭禹:这个作品是我们参加日本横滨第一届三年展,这是用人的脂肪做的柱子,脂肪来源于医院、整容院。作品制作期间有很大的工作量,我们每天去好多医院、美容院收集脂肪,通过化学处理,把这些脂肪集中在一起做了一个柱子,作品的名字叫《文明柱》。

这是孙原的作品,《Honey》就是早期的用尸体做的作品,展出的作品是创作于1999年。

孙原:这个展览《Honey》是参加后感性那个展览的,展览在一个地下室里,大概有22个艺术家参加,基本都是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策展人是邱志杰和吴美纯。

彭禹:很多现在比较活跃的70年代的艺术家都参加过这个展览。

这是2000年2月的作品,名字叫《追杀灵魂》,有点像港台片一个电影的名字,我们特意起了这样的名字。狗是我们在菜市场发现的,中国人吃狗肉,我们在菜市场发现了整狗,直接送到现场,我们发现这个狗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姿势,像一个奔逃、逃亡的样子。我们用一个非常大的凸透镜,差不多直径30公分左右,用一个5000瓦的灯,通过凸透镜使光集中在狗的脑袋顶,非常热,热度到了拿纸一过,纸就着火。
就说这么多吧,时间已经快到了。简单的介绍一下。
主持人(秦思源):谢谢两位艺术家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多年以来做的各种艺术实践,通过看他们的图片和DVD录像,可以看到,他们的角度和很多艺术家,无论是材料还是构思,和中国大部分的艺术家的角度不一样,所以给他们定位是很困难的。我认为他们是很有意思的艺术家,希望看了这么多作品,会有观众提出问题。不管是从想法还是实施,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操作角度提问,都是非常欢迎的。
提问:我非常好奇,你们做这么多资金,资金从何而来?
孙原:比较早期的作品都是我们自己出钱做,后来有一些展览主办方支持,当然中间有一段时间,比如做《斗狗》、老虎、拳击这样的作品,展览的主办方出一部分钱,剩下的是我们自己贴的,现在基本上我们的作品都找到了赞助来做。

追问:你们有回馈吗?你们怎么生存?
孙原:出售作品。

追问:就是这些录像?
孙原:不是,有一些作品也可以留下,但是大部分作品可能留不下来。

彭禹:对于收藏来讲,现在在中国,尤其是在年轻人心里有一个误区,比如你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就会想这个作品能不能卖,能不能保留,但对于收藏的人来说,我们接触了很多,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收藏家,其实这个东西能不能保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想收藏你这个作品,可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来观察世界,他收藏的可能就是你的一个想法。作为年轻的艺术家去猜想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收藏,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为什么收藏你的作品,而且对于作品本身来说,什么样的作品都是可以被收藏的。

提问:你们现在觉得迄今为止你们做的最好玩儿的一件事是什么?
孙原: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斗狗》,做的过程中特别有意思,而且有好多好玩儿的故事。因为在现场你看到的东西就是现场展示的那些,因为这个作品的狗需要运输,运到场地,有车过来专门养这些狗,这些狗都很贵,还不能放在一起,每个车位放一个,车都得租,这些狗得分开,而且狗还晕车,就像人一样,你就需要给它打吊瓶、退烧,每个狗比赛前都要喂好,上场之前要做肌肉按摩,有按摩师给按摩。这种狗比赛前还特兴奋,每个跑步机上都有一个急刹车,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横板一挡,它们两个之间就被隔离,但是有的狗意犹未尽,在杀气正浓的时候是停不住的,特别想往前冲,刹车一停它跑不了了,气得直哆嗦,我觉得它的性格完全是一个霸主。我看到这些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做完作品以后,是完全像一个观众一样沉浸在其中,抱着很大的兴趣去看。

彭禹:我们做每个作品都不一样,做每个作品都要和完全不同的人和部门打交道,其中有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还有农民,和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出一本画册。而且和很多非业内人士交流的时候,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很新鲜的想法,包括对于艺术和生活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就像刚才说,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很多业内人士会认为这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对很多给我们提供帮助的非业内人士来说,他们觉得这太好了,他们愿意给我们提供帮助。???

主持人(秦思源):谢谢两位艺术家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作品,从早期的到现在,很细致,非常感谢。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